前陣子在寫趨勢報導時，看到其中的一個趨勢是家庭組成方式的多元化。
多元到什麼程度呢？其中一個趨勢是，由於光美國一年就有四萬多位捐贈者的精子和卵子繁衍出的小孩誕生，這些小孩的成長過程中，有人報告說一直存在著失落感。有人說，一直覺得自己的一生「是個謊言」，直到父母告訴他們關於他們出生的事實。這些捐贈者的孩子藉由捐贈機構的僅有資料──捐贈者的編號，當初捐贈時所填寫的「廣告」資料（如，喜歡聽音樂、身高、眼睛的顏色……）開始尋找「手足」和「捐贈者」（據報導，捐贈者的子女習慣稱捐贈者為「捐贈者」donor，有別於自己的雙親）。由於一般的捐贈機構傾向對捐贈者的資料保密，受贈者家庭（其實，中文以捐贈或受贈來表現很不準確，因為捐贈者與受贈者間其實有金錢交易關係，只是金錢交易關係經由機構中介。）往往必須經由一番努力，甚至透過大眾媒體希望捐贈者出面，才能和受贈者聯繫上。推動精卵捐贈者與受贈者聯繫的組織因而成立。並且促成許多故事發生。
《紐約時報》最近就報導了一位捐精者出面的故事。這位精子捐贈者當年以「愛好哲學，藍眼，身高六呎」的描述，成為很受歡迎的精子捐贈者。（或販賣者，看你由什麼角度去看。）他的「後裔」可能超過一打。而其中幾位小孩開始互相尋找，並且公開在媒體上希望這位「150號捐贈者」能夠出面相認。「150號捐贈者」本人有天早餐時打開報紙看到「子女」召喚的訊息時，差點把咖啡噴出來。隨後陷入天人交戰──在這個例子中，「150號捐贈者」主要擔心的是自己困窘的經濟狀況是否會被「小孩」們看不起。捐精曾是他當年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而現年50的他住在拖車中，境況也好不到哪去。
經過幾個月的思考，「150號捐贈者」決定出面，並且自己的一位「女兒」見了面。從媒體報導上看，大家都很開心。「150號捐贈者」對自身狀況的擔憂可謂無稽，因為對孩子來說，找到自己「突出的額頭」的來源，就是跟找到宇宙起源一樣重要的事。
《紐約時報》也報導過其他捐贈者子女和捐贈家庭的故事。比如，有位因為受贈卵子得以生出三胞胎的母親，在子女出生後就決定一定要跟孩子們的生物母親（卵子捐贈者）取得聯繫。其實卵子捐贈者也是這樣記掛她的卵子所創造出來的孩子，但經由中介機構的不合作政策阻撓，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兩方才真的成為「一家人」。卵子捐贈者告訴媒體她覺得好像孩子們的姑姑或阿姨。
另外還有精子受贈者A媽媽在跟使用同一捐精者Z先生的精子生出小孩的家庭的B媽媽聯繫上以後，當B媽媽想要再生一個Z小孩，卻發現已經無法再取得Z的精子之後，A媽媽很大方地將當初沒用完的那管精子送給B媽媽使用。
還有一位C媽媽，當她跟都使用K精子的的其他家庭聯繫上之後，有次全「家族」前往參加D媽媽家的D小孩的演奏會時，聽到D小孩這樣跟自己的同學唱歌般介紹其他的「手足」：這是我另一個媽媽所生的姐妹E，這是我另一個媽媽所生的姐妹F，這是我另外又一位媽媽所生的兄弟G，這個是另外再一位媽媽生的兄弟H……
當然現在鼓吹精卵捐贈必須納入管制，以後只有願意公開身份者才能捐精、卵的一個理由是必免意外的近親繁殖。想想看對受歡迎的精卵捐贈者的產品而言，這真的是蠻有可能發生的意外。話說回來，由這類故事去思考人生，還真是，奇妙。
附上2004年在柏林遇到由男同志+女同志正在創造Queer Family的記事一則。後來沒聯絡，不知道他們成功創造出小孩了嗎？
這真是有趣！
看來試管嬰兒也沒有什麼不好。